一、引言 
    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渊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别具风格的文学样式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战国时期成为我国寓言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但是，直到柳宗元生活的唐代，寓言创作仍属于摸索阶段。就先秦来说，辉煌的成就掩盖不了寓言从属于其它文体的地位，寓言故事散见于诸子散文之中，它们是为了建构一个理论体系而服务的。如《庄子》中的几百则寓言就是为了宣扬“无为”、“齐物”等道家理论。而且，在先秦的寓言故事中，很难发现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两汉、晋魏南北朝的寓言基本上承袭了先秦的传统，没有突出的发展。直到柳宗元，才使中国寓言创作有了新的突破。他创作了一批独立成篇，风格独特的寓言作品。丰富发展了寓言这一文学体裁，使寓言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艺苑中，同其他文学样式一起并列于文坛。因而，研究柳宗元的寓言①创作，对于繁荣当代寓言创作，不会没有益处。
    文艺作品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它“不仅是作家个人情感的抒写，而且是社会生活通过了作家的感情意识之综合的表现”②。 可见，作家选择什么样的文体来承载他的情感，以及怎样进行文本创作与作家心态密不可分。而以往对于柳宗元为什么进行寓言创作的问题，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于寓言独特风格成因的研究也只停留在作家生活遭遇的层面，而没有深入作家心态领域。这就使研究如同雾里看花一样，无法真切地把握作家创作的本质。本文将试着从柳宗元心态与寓言创作、寓言风格特点的隐行对位关系的角度做一些探索。
    二、柳宗元“舒泄幽郁” 与寓言文体的选择
    寓言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有它自身独特的文体特征。它“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其结构大都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有生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 ③。可见，寓言起码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要有故事情节；二要有所比喻，即寓意。寓言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以事喻理，这种形象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一致。使得寓言文体特别适合于表达一些过于抽象，思辩性强，不易被人理解或不想明言的东西。因而，寓言这种文体非常符合柳宗元创作时的心态要求。我们知道，柳宗元的寓言创作主要集中在永州被贬时期。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被贬、世人的讥笑攻击、亲人的相继离世、自己的疾病缠身等各种打击接踵而来。这样聚集了一身“幽郁”的柳宗元就有了“长吟哀歌，舒泄幽郁”④的可能。而且这种“幽郁”并非常人可以理解。被贬的迷惑，被攻击的不服，亲人离世的自责，疾病缠身的自怜，种种情感互相交织成作家复杂矛盾的心态。欲语还休，而又不得不说。于是，寓言以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承应了柳宗元“舒泄幽郁”的要求。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柳宗元对寓言这种文体的选择并非偶然。寓言对于柳宗元来说并不陌生。柳宗元在长安时便名动京城。许多达官贵人争相请他写文章。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做文章“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易》以求其动”⑤。这是他“取道之原”⑥。而对于艺术形式的追求则“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⑦。可见，作为文学家的柳子之博学、好学。特别是对诸子散文研究之透彻。值得注意的是，先秦诸子中有许多寓言故事，特别是在庄子散文中。庄子散文恣肆，与寓言的运用不无关系。柳宗元正是向庄子学习这点以增加文章的放纵气势。再着，柳宗元接触寓言文体的另一途径便是佛教。柳宗元对于佛教深有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佛教不仅在中国宣传其教义，而且还在中国传播其宣传佛教故事的文本——寓言。《百喻经》就是流传着的一本佛教寓言故事专集。这些寓言故事从题材、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等方面都给柳宗元进行寓言创作留下了新的启示。
    总之，寓言自身的文体特点与柳宗元创作心态相契和，促使柳宗元进行寓言创作，开创了中国寓言史上文体独立的历史空白。
    三、 柳宗元心态呈现与寓言创作
    柳宗元的人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三十三岁之前的长安时期；三十三岁到四十三岁的永州时期；四十四岁到四十七岁的柳州时期。他的寓言创作主要在前两个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永州时期。
    在长安时期的寓言作品主要有《梓人传》与《种树郭橐驼传》。在长安时期，作家少年得志，二十一岁中状元，仕途一帆风顺。作为传统儒家士子，他本着“辅时及物”⑧ 之心积极干预现实。作家深具政治敏感，再生活中稍有所触动，便会自然联想到政治生活中去。
    《梓人传》等篇就是在这种相对平稳而又单纯的心态之中完成的。《梓人传》描写一位木匠，他不善于测量、造屋等具体的工作，但是，他善于指挥众人如何造屋，一座房屋的建造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则不可能完成。柳宗元由此想到为相之理。“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种树郭橐驼传》与此类似，以养树之道以喻养人之术。
    及到永州阶段，寓言作品风格呈现多样化。这是因为作家心态已开始改变，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
初贬的幻想与辩白。柳宗元初贬永州，从“礼部员外郎”被降到永州当“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员外置”是特为贬官所设的闲职，没有实权。柳宗元内心之失落与痛苦可想而知。然而他并没有一蹶不振。他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其道者之为之也”⑨宗元之入世之精神可谓昭昭。在永州，他无视山水之秀美，写下了著名的《囚山赋》。把永州的清山绣水比作牢笼，囚住他一颗报国为民之心。这与历来怀才不遇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寄情山水的做法大相径庭。不正表明初贬时的柳宗元仍满怀参政热情。于是，他把家暂安寺庙，做好随时离开永州的准备。原本唐朝官吏的升降起伏就是常有之事。无怪乎柳宗元对重返政治中心满怀希望。《谪龙说》就是作者当时心态的写照。在满怀希望下创作的《谪龙说》，带有浪漫主义的倾向。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谪龙的形象。谪龙是一个“被緅裘白纹之裹，首步摇之冠”的风华绝代的女子。作者还用精细的笔墨描写谪龙化龙登天的场景。使这则寓言呈现出明朗、浪漫气息。这在柳宗元的寓言作品中是很难得的。毫无疑问，这里的谪龙实际上是作者的自喻。初贬永州的柳宗元热切希望并相信能重返朝廷。
    希望只能树立自己的信心，为了得到权贵们的援引，就必须得到他们的肯定。因而，必须对自己有所辩白 。“二王八司马”事件发生后，“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之怒。谤语转移，嚣嚣嗷嗷”，⑩柳宗元便“渐成怪人”⑾了。柳宗元急需洗清政敌泼到自身的污水。可以说《鹘说》就是柳宗元自喻性质的辩白。文中写到：
    “余又疾夫今之说曰：以煦煦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翘翘而厉，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枭鸺，晦于昼而神于夜；鼠不穴寝庙，循墙而走，是不近于煦煦者耶？今夫鹘，其立趯然，其视的然，其鸣革然，是不近翘翘者耶？由是而观其所为，则今之说为未得也。孰若鹘者，吾虑从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廖太清，乐以忘饥。”
    世人乐以表面是否温文尔雅来评定好坏。柳宗元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鹘虽然表面是“翘翘而厉，炳炳而白”但他却充满仁义、爱心。枭鸺、鼠虽“煦煦而嘿，徐徐而俯”。但却做尽坏事。柳宗元年青为官时极为自信、自傲，得罪许多人。征对这种情况，柳宗元巧妙以寓言形式为自己辩白。以鹘暗喻自己。驳斥一些人以外在表象来区别好坏的荒谬看法。
    希望破灭后的愤慨与沉思。唐代贬官一般在三年或五年后可以量移，就是调到较好的地方任职，或调任较高的职务。柳宗元本人及长安亲友都热切盼望他能在大赦天下之时得到某种宽大处理。但是朝廷却规定，凡是大赦，“八司马”不在赦免之列。希望破灭后，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残酷的现实。他从寺庙中搬出，在愚溪之旁修筑房舍。以作长居之打算。任途已无希望，士子们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中唯有“立言”可以寄托理想。被贬使柳宗元的时间富余起来，柳宗元从“立功”转入“立言”。他认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⑿，“能著书，断往右，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 ⒀。
    根据遗传学的观点，父辈的性格对子女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的确，柳宗元深受其父刚直性格的影响，并以刚直自守。因而成就了他刚正不阿，不媚权贵，坚持自守的性格。但同时，也使得他性格有某种程度的偏执。面对政治仕途的打击，柳宗元与同遭厄运的好友刘禹锡呈现出不同的态度。被贬，刘禹锡也很愤慨，但他善于适应环境，解决自身困境，能马上转入民俗、民歌的研究之中。柳宗元虽然选择著书立说，但他仍执着于在政治仕途方面实现人生价值。因而他所关注、所思考的仍是儒家道统的实现与传承。儒家道统需要是明君贤臣。现实却使“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⒁，惧怀报国救民之雄心的他仕途坎坷，讽刺的是宵小之徒却高据其位。现实与理想的悖论使他对社会中祸国殃民的阴险小人激起了强烈的愤恨，渲染愤恨、不满的途径之一便是寓言。寓言以故事的形式表达寓意，可以使作者酣畅淋漓的宣泄愤恨，而且寓言的寓意泛指具有共性的对象，这就增加了作者描写对象的广泛性。还应注意到作者愤懑的对象甚至还隐含了封建社会的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这就需要技巧性的表达不满。在柳宗元的寓言中，我们发现有不少言辞激越的讽刺寓言。《憎王孙文》、《骂尸虫文》便是其中的代表。
    《骂尸虫文》以“骂"为题，可见作者溶入文中的强烈感情。本文以道士讲的尸虫的故事为引。以“来，尸虫！曷不自形自形？"揭开了骂文的序幕。“来，尸虫！"三字为一句，简洁有力，呈现出作者挑战邪恶的勇气与愤慨。紧接着以一个反问，表达了对尸虫做尽坏事却隐形于人体，敢做不敢当的极端厌恶。接着以骈赋的形式罗列尸虫磬竹难书的“罪证”。最后，作者还为尸虫得灭写了一篇祝文。作者任意铺层，文风恣意淋漓，柳宗元行文一向以简洁精细著称。这样的铺层极少见。但是，只有这样的铺层才能表现出人们对尸虫的极端愤怒，以及对其极欲除之而后快。同时，也有利于表达作者感情的力度。在文中，还应注意到“帝"这个形象。对于天帝这个人物，作者认为“聪明正直者为神。帝，神之尤者，其为聪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险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双悦之以 ？其为不宜也殊甚！"明为帝辩护，实际上是对帝的怀疑与薄责。身处封建社会，却敢直指帝王这一最高统治者，为其勇气赞许的同时，也应看出柳宗元积怨之深。
《憎王孙文》中塑造猨、王孙两类形象，猨 "德静以恒," "仁让孝慈"。王孙却“德躁以嚣”，“勃诤呺奴”。然而最后却是猨被迫离去。到这里，我认为作家表现的更应是悲愤。
在柳宗元的寓言中，作者以锋利的笔墨塑造了一批阴险小人群像。使其寓言成为中国古代讽刺寓言的瑰宝⒂。
    一颗热忱的为国为民之心被现实无情打击之后，暂时失去平衡。宣泄愤怒是很自然的反应。然而，当情绪缓和之后，必然面临着新的心态的重建。这时，柳宗元可能开始以开拓锐利的眼光对生活进行重新的思索。寓言《三戒》、《罴说》、《鞭贾》、《哀溺文》、《设渔者对智伯》、《李赤传》、《蝜蝂传》、《宥修腹蛇文》便是作者沉思后的结晶。
    柳宗元著名的寓言《三戒》由三个不同的故事组成。即《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陈蒲清曾认为这三篇是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的⒃。我认为它们彼此呼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三则故事是为同一主题服务的。作家在《三戒·并序》中强调他的写作目的：“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计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类其事，作三戒。”可见，这三则故事体现了作者对社会上某一类人的思考。这一类人或因为主人的宠爱，或凭借外在空疏的“花架子”都曾暂时得宠。但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些人都遭蒙了祸难。曾经遭受痛苦的人思想从来都不浅薄。况且“同是天涯沦落人”，柳宗元曾遭受天上人间的巨变。因而，他思索的眼光易着眼于与己境况相似的人。柳宗元辨正地看到，这类人受宠所依据的条件都是外在的，而内在是如此的空疏无物。劝戒世人应“推己及本”，不因得宠而得意忘形。对这些人作分析之后，柳宗元心态稍得宽解。自己虽然被贬，但原因却不在己。从而更加确定自身的坚守。在自适中又有坚守，柳宗元的心态在慢慢蜕变。
    有人认为《三戒》是在影射朝廷官僚以及那一帮趋炎附势的小人。但是，作家在创作之前预期达到的效果与作品最终达到的效果是有距离的。作品体现了作家所有的审美经验，甚至超越了作家的审美经验。从政治中心退下来的柳宗元生活范围更广，所接触的人也更多，因而对生活的体验也逐步加深。与其把讽喻的对象局限在某一生活范围内，还不如说是柳宗元对生活普泛化的思考。我们分析作者对麋、驴、鼠的态度发现，对于麋、驴作者怜其不幸。麋并非奸恶之徒，不知家犬“良我友”，是慑于主人的淫威，当碰到外犬时以为依旧“良我友”，导致“至死不悟”。黔之驴的悲剧在于命运的作弄。前有凶残的老虎，后又无路可逃，除了鸣叫外根本无法可想。鼠，作者认为其罪有应得。鼠应是影射那些依外势作恶多端的坏人。同样，当外势撤去时，这些坏人同样难逃厄运。《三戒》应是作者对不同阶层但都暂时得宠的人的综合分析
另一些寓言如《罴说》，作者借说罴而说猎人。猎人能模仿百兽的声音来狩猎，却最终被罴所噬，    一样显示了“不善内而势外者”必败。《鞭贾》中的鞭贾形象也说明以“栀其貌，蜡其言”“求卖技于朝”的人内在空空，理类粪土，虽一时得逞，几年之后必有“坠伤”之祸。
以上几则寓言是作者对生活的思考：为人处世应善内而不应恃外。
    如何看待功名利禄问题，柳宗元也以寓言的形式予以回答。如《蝜蝂传》、《哀溺文》、《设渔者对智伯》、《李赤传》等就属于一类性质的寓言。
    《蝜蝂传》写一个善负又好高的小虫。影射“世之嗜取者”，“日思高其位，大其禄”，最终“似近于危坠”。
    《哀溺文》写了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依然不愿放下腰中的钱，最后被溺而亡。
    《李赤传》写一个原来很有操守的人，因被迷惑后顿失所守，甚至颠倒屈直黑白，最后溺死于茅厕之中
    柳宗元写这些寓言之时，正是精神痛苦，生活困苦之时。从高峰到低谷的失落，过往的名利成烟云。身处偏远贬所，促使他对人身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考。在这种心态创作下的寓言作品，呈现出思辩的色彩。如对受宠或暂时得势的人群，对功名利禄与保持清白人格的取舍问题，都作了辨证的分析。尤其应注意的是，柳宗元对谗媚小人的再思索（《宥修腹蛇文》）。比较前文提到的《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就会发现作者的态度从原来的愤怒转向了怜悯。创作主旨从批判揭露转向冷静的分析。可见，哲理性是柳宗元寓言的另一风格。
    四、悲郁情绪在作品中的流露
    在柳宗元的寓言中许多作品都流露出沉重而又悲壮的生命意识。特别是被贬后的寓言创作，不管是讽喻还是劝喻，作者创作的情感倾向都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阴郁的情调。难道柳宗元的生命中就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存在吗？当然不是，而是柳宗元“激切孤直的心性似乎过于根深蒂固了，他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因而很难超拔出来”⒄。这就造成了他已忧为主的心态。而“一个作家的思想情绪对于他从生活经验中选取怎样的题材和人物常常是有决定性的”⒅。才会造成寓言中的悲郁情调。
    柳宗元被贬后写的关于动物的寓言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描写的是麋、驴等弱势群体；一类是描写鼠、尸虫、王孙、蝜蝂等丑陋群体。不管那类群体，作者对于它们命运的设定基本上是以卒死为主。且描述了各种残忍的死法。麋被外犬“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驴被虎“断其喉，尽其肉”；被杀死的老鼠尸体堆积如山，“弃之隐处，臭数月而乃已”。对于以人物为主的寓言，也有许多关于死亡的描写。《李赤传》中的李赤死于茅厕之中。《罴说》实际上是说猎人。猎人最后的结局也是被“捽搏挽裂而食之”。最为精细的是《哀溺文》中对于溺水者临死前的描写。作者先从溺水者背负着重物在水中不断挣扎写起，接着写水逐渐淹没他的脊背，作者抓住溺水者死亡前的恐惧，着重描写了他的呼叫，手足无措地拍击水面的场景。最后还描写了溺水者的死状：“发披襄以舞澜兮，魂怅怅而焉游？”其实，刚溺死的人是不会浮出水面的，这只是作者的艺术想象。对于死亡意象的有意选择是形成柳宗元寓言悲郁情调的一个重要表现。
    柳宗元寓言悲郁情调的另一表现是寓言中人物的命运多舛与悲剧的不可挽救。柳宗元的亲身遭遇使他认识到命运的无情。在人的一生中，极有可能因为一次错误，一次疏忽而从高空跌落深谷，而且永没有回头之日，直至死亡。《三戒》中的麋、驴、鼠都曾过了一段意气风发的日子，但是须臾之间便惨遭厄运，危急生命。
    在《蝜蝂传》中，深撼人心的悲剧就在于“人或怜之，为其去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对于蝜蝂的命运，作者设计出一个挽救者，但是挽救者的出现并未能改变蝜蝂的悲剧命运。这就把蝜蝂的悲剧进一步加深了。
    蝜蝂很明显比喻的是贪财，为物所累的人。如果我们先不对“嗜取物，遇货不避”做价值平评判的话，就会发现蝜蝂的精神实际上是对理想不屈不挠的坚守。坚守是一种理念，如果所坚守的正是不应该坚守的，那么无论什么外力都无法把人从自己设下的精神牢笼中解救出来，最后只能在坚守中逐步走向死亡。从这一点看《蝜蝂传》的寓意要深广得多。我们发现不可挽救的厄运实际上在作家身上也可以找到演化的痕迹。蝜蝂是对物的执着追求，而柳宗元是对政治仕途的执着追求。深陷政治泥淖中无法自拔，导致他悲苦一生。
    五、结束语
    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柳宗元的寓言创作与作家的心态密不可分。从“舒泄幽郁”而选择寓言进行创作开始，柳宗元的寓言创作因其心态的复杂性而形成寓言风格的多样性。如单纯寄托政治理想的《梓人传》；带有浪漫唯美倾向的《谪龙说》；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骂尸虫文》；带有思辩性的《三戒》。特别是作品中流露出的悲郁情调与作家以阴郁为主的精神状态戚戚相关。如果只从政治遭遇入手，把寓言中塑造的形象与朝廷中的人物一一对应，从而得出柳宗元的寓言为讽刺寓言的结论，那么就显得狭隘得多。诚然，政治生活的不幸始终让柳宗元耿耿于怀。也是形成他“幽郁”心态的重要原因。但是，政治遭遇只是外因，这个外因必须同作家的性格、世界观共同建构成作家心态。从本质上说，分析作家的创造更应从分析作家心态入手，而不能舍本逐末。其实，这也不是笔者的新发现。我们古代许多文论家都有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研究文艺作品。如扬雄的“言为心声”⒆说，刘勰的“心生而言立”⒇说，以其宋人张诫明确提出“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21)总之，作家心态对艺术创作来说至关重要。甚至可以单独列出来做一门文化来研究。笔者的浅见只能做抛砖引玉之用。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寓言选自《柳宗元文集》 中华书局出版社
②《徐志摩论》，茅盾论创造 第170－171页
③《辞海》
④《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 柳宗元
⑤⑥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
⑧《答吴五陵论非国语书》 柳宗元
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 柳宗元
⑩⑾《与萧翰林免书》 柳宗元
12：《寄许京兆孟容书.》 柳宗元
13：《与顾十郎书》 柳宗元
14：《鹘说》 柳宗元
15：⒃《中国古代寓言史》 陈蒲清，湖南教育出版社 第227页
17：《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329页
18：《茅盾选集·自序》 《茅盾论创作》第20页
19：《扬子法言·问神》
20：《文心雕龙·原道》
21：《岁寒堂诗话》 中华书局排印本，《历代诗话续编》
参考书目
1、《柳宗元文集》第一、二、三、四册 中华书局
2、《柳宗元传》刘光裕、杨慧文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3、《中外文艺家论文艺主体》栾昌大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4、《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国古代寓言史》增订本，陈蒲清，湖南教育出版社
6、《艺术文化学理论与实践》，席扬，海峡文艺出版社
7、《柳宗元寓言与先秦寓言的比较研究》尤力，云南社会科学（昆明）
1988.6.96－102/110 
8、《中国古代寓言述论》干天全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版 (成都)1996.4.54-59
9、《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第五期46－51页 董明
10、《江西教育学院学报》（南昌）1989.1.22-27朱国维
11、《古代文论名篇选读》主编韩湖初、陈良运 中国书籍出版社
12、《华兹华斯诗学》苏文菁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九期 主编徐中玉、郭豫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